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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  韩复龄

    公司治理

    结构是藉以处理公司中的各种合约、协调和规范公司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股东会、董事会、经理构成公司治理结构的三个层面。其中，股权结构是基础，在相当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关系到出资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和控制关系，也决定着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企业与外部利益集团之间的所有关系。因为股权结构决定了企业所有者的组成和股东大会，进而决定了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组成。股权结构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证券市场发挥其应有功能的一个重要障碍，减持国有股可推动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产权结构的多元化改造和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将企业的内在运行机制转换到市场经济方面来。国有股减持的关键在于股权结构改革，直接关系到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

    国有股权：“一股独大”下的超强控制我国的上市公司多数是由国有企业经重组后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权相对集中。在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公司（如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集团公司、国有控股股东等），改制后，国有股股权要么由政府国资部门行使，要么由行业主管部门“翻牌”而来的“总公司”、“集团公司”行使，要么由获得政府部门授权的投资主体———国有控股集团公司行使。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将股东大会决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普通决议需要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代表的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只有特别决议才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表决权通过。而选举和更换董事属于普通决议，只要50％以上的表决权就可以通过。在非累计投票制下，拥有50％以上的股份意味着可以控制全部董事的选举，进而完全控制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由于社会公众股东非常分散且比例很小，股东大会往往成为大股东的“一言堂”。

    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上是由各大股东按股权比例推荐出来的，如果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也就意味着控制了董事会。由第一大股东推荐出的董事经理自然不是对公司负责，而是对大股东负责，这样对大股东的行为很难进行有效的监督，而由大股东掌握的董事会常常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自主决定公司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事实上，许多国有大股东把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当作国有企业在摆弄，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是许多集团公司把其主要资产甚至全部资产入股上市公司后，集团公司本身成了一个空壳，于是集团公司和上市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财务人员同时又在上市公司兼任相应的职务。

    这时，在资产上和业务上是上市公司取代了集团公司，而在体制上则是作为原国有独资企业的集团公司同化了上市公司；二是当集团公司只把一部分资产入股上市公司时，由于其控股权力太大，控股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往往产生不正当的关联交易，大股东长期占用上市公司的巨额资金，严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三是国有股东行使权利的方式仍然存在行政化现象。据国家体改办对30家试点企业的调查表明，国有股份行使重大经营决策权采用政府部门审批方式的企业达53．3％；四是过于牢固的控股权，使得企业之间的产权流动和控制权竞争变得异常困难，也使上市公司本该具有的高度开放性和竞争性被国有企业先天的封闭性和垄断性所取代，从而为上述种种不合理的经营行为乃至腐败行为撑起了保护伞。在缺乏利益激励和产权约束的情况下牞企业的经济目标与政府的社会目标相互交叉，政府部门对企业行政上的“硬约束”与财务上的“软约束”并存，严重削弱了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制衡机制和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因此，上市公司内部的股权结构改革势在必行。

    委托代理关系的扭曲：内部人控制严重现代公司制的根本特征在于产权结构上实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随之就出现了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是现代公司制的核心。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就是要在委托代理这个链条中，实现对代理者的有效控制，同时又使其能够获得相应的自由裁量权。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方面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经理人员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自主地进行经营决策，管理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形成对公司经理人员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利益为行事准则，从而保障所有者利益、减少投资者由于经理人员的自利行为而蒙受损失。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在不同股权结构背景下的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对代理人的监控能力和积极性是不同的，因为不同的委托人或委托人代表对代理人行为承担的风险或剩余风险和从中获取的收益或剩余回报是不同的。

    特别是在由行政机关行使所有者权力的条件下国有股权过分集中，就更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企业的非财产所有者获得与其剩余索取权不相称的剩余控制权。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内部人所包括的范围则相对要广泛一些，不仅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职工还包括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母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所有者缺位，内部管理者成为公司事实上的主人，反过来控制公司董事会。管理者甚至可以挑选董事，决定董事的任免。国有企业和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制度安排

    使经营者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存在很大程度的不一致，在没有严格的约束机制的情况下，难以真正发挥对上市公司董事会、经理的有效监督、约束及激励作用。在国家股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中，总经理一般是由改制前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出任，并且通常是由政府组织部门来任命的，股东会的人事权只是个形式，因此其具有双重的身份和人格，股份制改造后相当多的国有企业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其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现代公司中代理问题表现为企业内部高层管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冲突，代理人具有“败坏行为”与“逆向选择”的动机。

    因此两职合一势必导致董事会监督独立性的丧失，两职合一意味着总经理自己监督自己，这与总经理的自利性是相违背的。可以认为，上市公司的经理人的约束与激励机制与改制前的国营企业相比虽然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但没有本质的区别。经常的情况是经理人员与政府博弈导致一部分经理利用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形成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状况，同时又利用政府行政上的超强控制推卸责任，转嫁自己的政治风险。由于内部人控制董事会，象琼华侨前董事长、前总裁和前财务总监挪用公款、侵吞公司钱财、制造虚假帐目等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直到离任审计时才暴露出来。

    国有股减持的目标定位：优化股权结构国有股减持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有股东、社会法人股东和社会个人股东原有的力量对比关系，通过降低上市公司过高的国有股比例，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增大公司股份的市场化份额，吸收新的投资者进入，构造一个有利于企业改善经营业绩的新的股权结构和利益平衡体。在新的利益平衡体中，国有股东持股比重将会下降，社会法人投资者和社会个人投资者的持股比重将会上升，进而优化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塑造市场经济微观主体，提高公司经营效率。

    国有股减持、股权变动的作用结果将直接表现在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通过增加原法人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和新的法人股大股东的引入改变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直接通过董事会以“用手投票”的方式影响企业的经营决策，在董事会的构成上，国有股席位下降,法人股席位相应上升牞法人对于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力提高，也增强了外部独立董事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发言权，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了国家股股东在公司治理机制上的超强控制。作为市场化的主体，这些非国有的法人股股东和社会个人股东无论从利益驱动上还是企业制度上都较原有的国有股股东更有积极性参与所持股公司的经营决策，去真正行使股东的权利。也使得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的建立不再局限于通过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来实现。

     法人股大股东的引入使上市公司从“所有者缺位”导致的治理主体“虚拟化”找回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法人治理主体，而由于法人治理主体的重新确立则将显著地改变上市公司原有权力机关的构造与功能，并有条件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激励机制，使内部人控制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避免由内部人控制的失控所导致的对股东利益的损害。这种对内部人控制的约束正是通过增加外部董事尤其是法人大股东委派的董事以改变董事会成员构成和避免董事长与总经理合一的途径来实现的。对经理层而言，国有股减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对经理人员的有效激励与约束：国有股减持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外部董事的引入丰富了董事会构成，切断了董事会成员与经理之间的内部人控制关系，国有股减持将相应降低政府部门对企业经理行为的干预牞彻底改变相关部门有选择经营者的权力却不必为其选择承担后果的状况，企业经营者的选择将更加鲜明地体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特征牞尽量做到使真正有才能的人成为经理人员，在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下，培育职业经理市场，提升企业经营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