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财经

深圳特区报

●把我和吴敬琏教授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所说的话强拉到一起来，形成我们两人在顶嘴的样子，是不对的，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问题的最核心之处在于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这是最有良心和责任感的表现

　　●在怎样进行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一种思路是以“承包制”为主的观点，我认为要以“股份制”为主。

　　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学术前沿的著名经济学家、执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厉以宁教授近日应邀在深圳实验中学同老师和学生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面对莘莘学子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和认真提问，厉以宁开怀畅谈，一一作答，阐述了自己对目前诸多经济问题的观点。

　　针对多个学生提到，近日网上有他和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关于“公平和效率”的争论，他特别指出，有关媒体的这种行为纯属炒作，是极其不严肃和不负责任的。作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厉以宁在学术上一直持有非常严谨的的态度。事后，厉以宁授权本报独家发布他的对话内容。

　　关于与吴敬琏教授观点论争的说明

　　近日在关于我与吴敬琏教授对收入分配问题观点相左的报道上，我认为某些媒体是不严肃的，是一种炒作行为，因为把我和吴敬琏教授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所说的话强拉到一起来，形成我们两人在顶嘴的样子，是不对的，完全没有那么回事。这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我在“创业投资会”上讲应该怎样给知识产权入股，鼓励中国创业投资的发展；吴敬琏教授是在另一个场合讲应缩小收入差距。其实把我们的文章系统地看一看就会发现，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并没有冲突。我在很多的文章和场合讲到要大力扶贫，否则我们的农村市场就不能启动，通货紧缩现象就不能消除，所以要有效拉动内需，就必须提高农民的收入；我在人大会议上还呼吁“遗产税”应该尽早出台。对开征“遗产税”目前是有争议的，有人提出中国没有“财产申报制度”，怎么可能征收“遗产税呢？没有可行性。但我认为，早日开征“遗产税，尽管从表面上看可能收不到多少钱，其社会意义却很重大，而且也是一种国际惯例。这些观点为什么不选用呢？看问题一定要全面，不能断章取义。

　　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

　　在经济学领域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公平，一个是效率。

　　公平的含义是什么？经济学上大体有三种解释：一是在特定条件下平均分配叫公平，关于“特定条件下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城市严重缺水，必须定量供应水，规定每人每天一桶水，有钱的人和没钱的人都一样，这就是公平；发生自然灾害时，被围困的人平均分配食物，这是平均分配，也是公平的。因为这涉及到生存权的问题，人在生存权面前是公平的。

　　经济学上的第二种解释是：机会均等叫公平。大家都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与运动场上赛跑一样，差别是竞赛的结果，但出发点是公平的。仔细推敲这一解释就会发现问题，机会是不是均等的？机会不一定是均等的。例如两个学生以同样的分数考进了北大，一个学生家在北京或上海，父母是知识分子，他从重点中学毕业。另一个学生家在陕北、贵州或青海的农村，父母是文盲，从普通的县中学毕业。那么，两个学生虽然都考上了北大，但后者肯定要付出比前者大若干倍的努力，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机会是不公平的。

　　经济学上的第三种解释是：收入的合理差距叫公平。这个问题难就难在怎样解释“合理两个字？经济学上没有解决这一点。比如对国家公务员，厅长的工资比处长高多少、处长比科长高多少算是合理？在大学里，教授的工资比副教授高多少、副教授比讲师高多少叫作合理？谁都没法作出解释，在实际中只能根据以往的情况作出调整，按一个大概的比例来执行，这里的“合理标准比较模糊。尽管如此，经济学上还是承认了收入的合理差距是公平的。

　　问题在于，经济学的研究就到此为止了，难道就只有这三种解释吗？能不能有第四种解释？那就要跳出经济学的领域来看问题。比如从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的角度看，都可以找到第四种解释，那就是：公平来自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在群体中生活，都是某个团队的一分子。假如你对所处的群体是认同的，你的公平感就产生了。群体可以小到一个家庭，也可以大到整个社会。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父母在抚养第一个孩子时经济非常困难，孩子只能读到初中，以后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转，老二可以读到大学，老三不仅读完了大学，还能到国外留学。如果三个孩子聚到一起，只要他们对家庭是认同的，对父母的处境是谅解的，他们谁都不会认为自己在家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就说明，认同感产生了公平感。

　　因此，我认为要把几种观点结合在一起，公平既包括机会的均等、合理的收入差距，也包括培育一种认同感。一所学校要有校园文化，一个企业要有企业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培育认同感，这样才能产生团队精神。

　　以上是我对公平的进一步分析。

　　再谈谈效率问题。经济学最早研究的是生产效率问题，即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产出，如果投入少，产出多，就意味着效率高。生产效率是有效的，现在仍有价值，但仅仅局限于此是不够的，还有另一种效率即资源配置效率。与生产效率增加投入就增加产出所不同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投入是既定的，配置方式不同，生产的效率就不同，以A方式配置，产生N效率，如果改用B方式配置，则可能产生N＋1效率，以C方式配置，还可能出现效率降低的情况。这里的关键是资源调配的方式。

　　这样，我们对效率的看法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过去常常讲，做人事或是组织工作的人不生产，不产生效率，这是一种旧的观念，仅仅是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问题。如果用资源配置效率的观点看就不一样了，人事工作、组织工作、人力资源调配工作都能够产生资源配置效率。做领导工作的人，必须做好人、财、物的调配工作，才能产生较高的效率。

　　从资源效率配置的角度来讲，我们对效率的理解就深入了一步。但这仍然是不够的，我们再深入下去。效率有两个基础，一是物质技术基础，比如有多少先进的机械设备、多少熟练的劳动力就产生效率；二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前者只能产生常规效率，后者则可能产生超常规效率。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受到外来侵略时，国民的凝聚力非常强，斗志格外旺盛，这是效率的道德基础在起作用；深圳20年前是个小渔村，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把它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这种超常规发展也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

　　由此，我们对公平和效率的理解就更深刻了，即公平与认同感有关，效率有其道德基础，公平与效率是可以相互促进的。

　　问题的最核心之处在于把中国经济搞上去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否意味着效率与公平也有相互冲突的一面？在效率与公平发生矛盾时，是否在一定程度要牺牲公平来确保效率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两种差距同时存在说起。中国是处在发展初期的发展中国家，既面临本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同时也面临国内各地区、各阶层的收入差距。谁也没有本事在发展初期同时解决这两种差距，必须先解决一个，那就是首先解决本国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差距，因为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机会，从50年代到70年代，直到80年代才开始追赶，现在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这么快，我们再不赶上去，就会更落后于世界。至于第二个差距，我们只有在过程中注意去协调它，如果一开始就去消灭它，可能会影响我们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说，做饼必须做大，做大了以后怎样切、怎样分就好办了。如果饼很小，无论怎样分，大家得到的都很少，仍然不公平。因此，中央的方针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政策目标上是一个优先，一个其次的问题，两者并不矛盾。如果两者倒过来，可能更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比如，开放特区，首先发展沿海地区经济，这是对的。如果20年前先提发展西部，是不可行的，没有效果的，因为东部经济还没有起来，把有限的资金拿来既开发东部，又开发西部，最后是东西部都发展不起来。现在20年过去了，中央提出在东部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搞西部大开发，东部地区经济有了基础，有了实力，可以帮助西部发展。

　　可见，问题的最核心之处在于把中国经济搞上去，这是最有良心和责任感的表现。如果经济搞不上去，只是去拉平收入差距，加之中国是个小农经济国家，又多年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思想根深蒂固，阻碍着改革和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认识。

　　“股份制”改革的思路是怎样提出来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怎样进行改革，有两种改革思路一直在争论：一种思路是“价格改革优先”，主张放开价格，国外的学者也赞同这个观点。举的例子是1949年的西德之所以改革成功，就是因为一举彻底放开了价格，让市场进行调节，在经过一个时期的混乱后，几年后经济就起来了。当时北大的一批学者包括我在内，认为这个看法不对。中国的改革不能只从价格改革入手，而应该从企业改革着手。因为价格能造成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但经济中必须有市场主体，如果市场主体都不完备，还是原来的国有制企业，企业不改革，光放开价格有什么用呢？中国不同于西德，西德在当时情况下，有美国的大力援助，但中国市场价格的平抑能寄希望于任何外国支持的基础上吗？特别是西德是私有制社会，价格一放开，经济就上去了。中国是公有制社会，企业没有活力，因此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开始。《改革大思路》一书分别收录了这两种观点。

　　在怎样进行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一种思路是以“承包制”为主的观点，我认为要以“股份制”为主。前者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承包制下政府是发包方，企业是承包方，这是不规范的，不能解决企业的责任问题。可以说，政府与企业好像在打乒乓球，政府身兼三重身份：运动员、裁判员，还是比赛规则的修改者，这显然是不行的。要改革必须走股份制的道路，股份制的好处在于产权明晰了，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了，董事会代表着多种声音，这样政企就分开了，企业才能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我们国家推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在学者、企业家、政府领导和广大投资人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起来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