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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1日，吴敬琏教授在北京长城饭店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吴敬琏对股市的道德风险、网络泡沫等问题发表了看法。

    我不是格林斯潘

    记：您对股市的看法常常会影响很多人，也会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有人称您为“中国的格林斯潘”，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吴：我不这么认为。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也就是美国中央银行行长，而我只是一个学者，做的是研究工作，没有这么大的决策能力。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相干，只有一点沾边，就是我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但也只是“沾边”，不是“相似”。因为其一，我只是一个委员，决策的是一个集体，我是这个集体中唯一的一个学者委员。其二，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同美联储的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也有很大不同。他们是决策机构，我们更大意义上是个咨询机构，决策权在国务院。

    记：格林斯潘常常对股市发表评论，并频频利用利率杠杆来调节美国经济，您对此怎么看？

    吴：格林斯潘有几次讲话很有名，如“非理性的躁动”、“投资者要注意”等，不过我最近接待了15家美国最大的投资基金（规模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负责人，他们认为这次美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格林斯潘先生不是没有缺点的。

    记：那缺点在哪里呢？

    吴：比如说，1996年的时候他曾宣称当时的股市处在“非理性的躁动”时期，但他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相反，每次股市要跌的时候，就想办法“托住”。这样就造成一种道德风险，就是说投资者不怕股市下跌。

    股市不是救济工具

    记：那您认为中国的股市中有没有这种“道德风险”？

    吴：我不认为这一届的证监会会造就这种“道德风险”，因为本届证监会的周小川主席自去年2月上任伊始，就明确表示证监会不会干预股价。这说明，本届证监会对自己的职能认识是正确的。前一阵子，我看到香港的一篇报道称，周小川主席认为“中国的股市不是泡沫市”。我当时就很奇怪，因为这跟他一开始的态度是矛盾的。后来我就找了他当时的那份讲稿来看，其实里面只是因为有这样一句话：“股票价格总水平是供求关系的体现”，而那个媒体就把这句话解释成“不是泡沫市”，意思曲解的太厉害，与其原意相差甚远，要知道泡沫的发生也是供求决定的。

    泡沫现象和企业的机会

    记：当人们热炒网络股的时候，您曾经泼过冷水，现在纳斯达克跌了这么多，网络股也渐渐走了下坡路，您以前说的话都得到验证。有人对高新技术产业前景悲观，您对这个产业的前景怎么看？

    吴：有人认为我是素以给新经济泼冷水著称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从我以往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的批评所针对的是我国股市上前一段热炒网络股，“沾网就升天”这种现象。而对于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欧洲人的称呼）或“新经济”（美国一些人的称呼）的态度一直是很积极的。事实上，一个世纪以来，汽车、微机等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都曾对市场产生过或大或小的冲击，由于非理性狂躁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崩溃会造成经济的短期振荡。而在振荡过去后，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仍会显现出来。因此我觉得，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持有悲观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记：您认为网络股泡沫的消退会对该产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吴：首先，即使对美国经济而言，网络股泡沫的破灭会在短期内对信息技术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造成某些消极的影响，但这并不会阻止高新技术产业的长期发展。事实上，最近一年来，“疯钱跑了，傻钱缩了，聪明钱仍然留下寻找机会。”全球上网人数继续高速增长，电子商务与传统商务结合起来，使E＋T＞T。目前美国电子商务的销售收入总额已达一万亿美元。当然，由于1999年至2000年网络泡沫膨胀时期的过度投资，和大量“超买”，加之过量供给能力，使美国高新技术的厂商的近期销售发生困难，要把失衡的经济调整到位，还需要一段时间。其次，中国信息产业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尚处在幼稚期，它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对于中国的信息技术企业只在1999－2000年美国的网络股狂热接近尾声时才有所跟进，还来不及吹起太大的泡沫，因此，所谓“财富效应”造成的正负面影响，也都不像美国那样严重；此外，由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受到泡沫破灭的打击，在争夺人才等资源的竞争上给中国企业造成了某种特殊的机会。

    记：那么中国企业要抓住这种特殊的机会，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吴：为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发展，现在需要防止“热炒概念”等“升虚火”的行为，而是要切实地解决高新技术企业创业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对于企业来说，王志东先生说的对：“应当不再炒作或依赖所谓的概念，而是注重自身的业绩增长。”我同意这样的判断：“硅谷的特色，不在于这一地区取得了优异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而在于它孕育了大量优秀的企业。”在我看来，为了培育创业企业，当前最需关注的是：发挥国内科技人才的潜力；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华（或回国）创业；为创业企业提供更好的“孵化”服务，使“孵化”工作正逐渐走向社会化；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环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完善游戏规则，确立法治。（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