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梯度发展理论」，中国地区发展战略的重点应是东－中－西呈梯级地逐级推移，现在重点开发西部，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撰文阐述在提出西部大开发后，中部地区有些人有一种受冷落感。担心被甩在西部的后面。因为，近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已经快于中部地区，虽然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中部和西部的比重都下降了，但中部下降的幅度更大。1998年与1978年相比，中部的比重由34.3%下降27.9%，即下降6.4个百分点，西部的比重则由15.6%下降到13.8%，即仅下降了1.8个百分点。在中央的政策向西部地区倾斜后，西部地区不仅与中部地区而且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差距逐步会缩小，这本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目标，问题在于在西部大开发中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水平的差距是否也能逐步缩小，而不是进一步扩大。这是需要注意解决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东部（实际上也包括沿海的南部），让东部先发展，先开放，这对全国的发展和开放会起巨大的带动作用，并为中西部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目前，东部地区原有的某些优势在减弱，正面临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升级，东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得到中西部地区的自然资源、市场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长期落后于东部地区不仅会拖住包括东部地区在内的全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地区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转移了。那么，向何处转移呢？是否可以先转移到中部，然后将来再转移到西部呢？
在80年代初期，在讨论地区发展战略时就提出过这种主张，称为「梯度发展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地区发展战略的重点应由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呈梯级地逐级推移。这种理论有其合理性，因为从自然、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条件来看，总体上中部优于西部，而且中部邻接东部，东部的率先发展和开放的影响会首先辐射到中部，因此中部自然地会成为承接东部之后的地区发展的重点，而西部作为地区发展的重点则应在中部之后。但有些人特别是西部的人士反对「梯度发展理论」，提出了「跳跃式发展理论」，主张地区发展战略重点不应是由东到中再到西的梯度推移，而应呈跳跃式推进，从东部的重点发展可以跳跃到西部的重点发展。这种理论也有其合理之处。
我曾指出，当只向东开放时，在地区发展战略重点上可能会撰择由东到中再到西的梯队推移，而当实行全方位开放后，各地区的区位优势发生了变化，西部地区已成为开放的前沿，已无须遵循东－中－西的梯队发展顺序了。同时，如果等东部发展起来后再着手开发西部，将会加剧自然资源供给的短缺，加剧西部与东部、中部已有的发展水平的差距，障碍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并引发各种经济和社会的矛盾。1998年每人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如以东部为1，则中部为0.55，西部为0.42。因此，在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加快西部的发展更为迫切，等到中部发展起来以后再开发西部可能要费更大的力气。不东不西的中部地区既有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中部处于内陆，而不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在从对外开放获得利益上不及东部、甚至也会不及西部那样便利（如果西部的对外开放做得好的话）。有利的方面是，由于其邻接东部，当东部成为地区发展的重点时，东部的发展和开放首先会辐射到中部，使中部受益；同时，由于其邻接西部，当西部成为地区发展的重点时，西部的发展和开放也首先会辐射到中部，使中部收益。中部地区应该审时度势，搭西部大开发的便车，利用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来加快发展自己。善不善于搭西部大开发的便车，其结果大不相同。
记得在东部率先发展和开放时，广东放开了农产品价格，当时农产品仍短缺，放开价格导致了价格大幅度上涨，1987年深圳的大米价涨到每半公斤一元五角，而湖南省安仁县仅三角，在利益的驱动下，邻接广东的省份的农产品大量流入广东。对于这些省份来说，这本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可搭的便车。农产品卖到广东，这些省的农民和贩运粮食者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进而可以刺激农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是，有的省份担心引起省内价格的上涨，禁止农产品流入广东，甚至动用武装力量在通往广东的道路上设置关卡。结果，本省的经济不仅没有获益，反而受到损失。仅湖南省安仁县就积压了3500万公斤大米，积压资金2000多万元，给农民打了900多万元的白条。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粮食可以自由出省了，安仁县的大米反而不够了，要从外县、外省购进大米，加工后再卖到广东，由此许多人发了财，农民也富了。这个例子说明，中部地区虽然不是发展和开放的重点，但可以搭东部发展和开放的便车。同样，在西部大开发中，中部仍可搭便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实际上西部的开发不能只靠自己，还需要东部和西部的协作和支援。与西部的协作和对西部的支援，对中部来说就是一种可利用的机遇。在西部大开发中，中部也可利用其地理上的靠近，参与西部的开发，从中享受政府给予西部的优惠政策。 摘自《广州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