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财经

    在众说纷纭之中，郎咸平首次披露几年来游走内地的失败历程，他在内地爆得大名缘于对德隆的质疑，他受到众多媒体的非议也缘于任职于跟德隆有关联的公司，他后来又质疑海尔、TCL和格林科尔，他基于公开数据的研究是独立的学术还是纯粹的炒作？

    面对《证券市场周刊》，郎咸平首次披露几年来游走内地的失败历程。他开始感受到大众的期许，决心拒绝一切瓜田李下，尽可能独立研究。站在维护“三公”原则的角度，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资本市场，学术“斗士”是稀缺资源。由此，关于郎咸平的是非争议经久不衰。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张扬、特立独行、常有惊人论调。有人说他是敢于直言的斗士，也有人说他是“疯子”经济学家。三年前，一篇炮轰德隆系的文章使这位香港的经济学者在内地扬名，后来因其极力主张“辩方举证”和“集体诉讼”，被视为中小股民利益的代言人。三年后，当德隆如其预言轰然崩塌，又接连批评TCL、海尔、格林科尔等知名企业，并接到格林科尔律师函，直至在香港被顾雏军告上法庭，郎咸平再度成为议论的中心。说郎咸平有争议，缘于敢于直言的他却在炮轰德隆系之后沉默，传言说他被德隆收买；也缘于他一贯高调甚至有自我炒作嫌疑的作风，以及被称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风。

    他很现实，他直面质疑袒露心机。这位虽有争议却被普通大众寄予厚望的学者，他的调侃和自我解剖，让人感受到一种积极的改变和进步的决心。这种决心恰恰是时下证券市场最需要的一种东西。

    进入内陆一事无成

    在郎咸平新出版的系列专著里，是这么描述自己的：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曾任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顾问；被股市中小投资者赞誉的“郎监管”；公认为全世界金融学的顶级学者。

    2000年11月，郎咸平第一次进入内地，在北京大学上课。“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郎笑着说。在北大碰到他的一个学生，促成了郎咸平与《新财富》认识。2001年5月，郎咸平在《新财富》发表了《德隆系：“类家族企业”中国模式》，并公开警告：德隆系最近几年通过一些操作手段，赚取利润高达50亿元；但大家最后会发现，投入德隆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德隆系一文当时在业内引起巨大轰动，郎咸平迅速扬名内地资本市场。

    据说，郎咸平对德隆系的兴趣缘于《新财富》主编对神秘德隆系的提议，而郎也想验证他独创的方法论，其方法论已广为人知，即通过股权结构图来揭示最终控制人。据说炮轰德隆系也让《新财富》受益，郎咸平被聘出任学术顾问。

    2001年七八月份到2002年七月左右一年的时间，郎咸平在内地做的第一件事是担任大鹏证券研究所顾问，每周去一两天。当时大鹏证券想增开营业部并进行电脑化。郎咸平的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与整个公司的电脑化结合在一起。“但一年以后失败了，”郎笑称自己被炒了鱿鱼。

    “当时的设想是在各地的营业部设立一个自助的操作平台，客户输入密码就可以直接获取资讯，包括股票资料、股价、大鹏证券对个股的分析等等，所有分析都是基础分析。”郎说，“这就是我当时到大鹏证券给他们培训基础分析的原因。”“技术也是你的专长吗？”记者问。“正因为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失败了。这有一个理念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行，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很复杂，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容易。”

    “我不是电脑专家，我只能把研究所的事情做好。失败在哪里呢？一是中国的股票没法被量化，我说这个公司的股票价值多少钱都不一定对的。二是，对于电脑部门来说，要把大量的数据电子化，工作量超乎想象，甚至服务器都要重新购买。”郎咸平说，做了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

    郎咸平透露，当时大鹏证券给他的报酬是月薪7万元，签了一年合同。他坦陈报酬不错，在大鹏证券的一年时间过得还挺愉快，但那套系统没有成功，后来据说也没再做下去，完全废掉了。

    郎咸平说从2001年初到2003年底出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件事，“在《新财富》的下场也不太好。”

    “德隆系那篇文章之后又发表了几篇，但是《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从2002年开始就不希望我再写文章。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在《新财富》就没有写文章了。”郎说，到了2003年底他就被正式开掉。

    2004年开始，郎咸平不再担任《新财富》学术顾问。“他们说，郎咸平得早点走，不然我们的销售会继续下跌。” 郎咸平说，当时拿到一点顾问费，写文章是一个字两块钱，稿费还是不错的，他们不让我写也是为了省钱。

    “在《新财富》也被炒鱿鱼了。不同的是，大鹏证券认为我能力不足，《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

    做龙浩独立董事最为媒体诟病

    2002年3月到2003年3月，郎咸平担任第一龙浩农业策略控股有限公司（0875.HK）独立董事，在公司管治及适应中国内地市场等方面给予专业意见，报酬大约6万港币。此前他拒任多家公司独董，虽是平生第一次，但这件事被媒体批评比较多。

    2002年7月11日，第一龙浩农业宣布郎咸平被委任为独立非执行董事。但两三天之后，在独董板凳上屁股还没有坐热的郎咸平，旋即被内地媒体质疑为加盟“德隆盟军”，并引述分析认为郎咸平已经去德隆取得更好沟通。此前，德隆集团董事长唐万里和第一龙浩主席韩方明同时加入中国农科院国际管理学院理事会任理事。稍后郎咸平接收媒体采访时称：这个现象我半年前就知道，但他们没有任何实际业务的合作，即便有也不要紧，只要独立董事起到监督作用，不允许坐庄操纵股价。

    “当时我不知道，跟我也没什么关系。”郎咸平说，媒体说他“堕入红尘”，当时很被动，不敢在第一龙浩干下去了。2003年6月30日郎咸平从第一龙浩农业独立董事位置上退任。

    起初，郎咸平对自己出任健桥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一事很避讳，含糊其辞。经过考虑，郎咸平决定和盘托出。健桥证券曾经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证券公司，后来德隆通过收购方式进入健桥证券。因此，郎咸平在健桥证券的任职与德隆扯上关系。不久前德隆崩塌时，健桥证券高位接盘湘火炬，引起市场广泛关注。

    郎咸平说，他的一次演讲引起健桥证券高层的兴趣，后来健桥以月薪4万元邀请他出任首席经济学家，协议是2002年3月到2003年3月的一年时间。郎说，他的讲课费就是一场4万元，出任健桥首席经济学家就当是每个月去讲一次课，所以答应了。

    郎咸平不厌其详地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健桥证券的合作计划。“当时提出债券证券化的理念，没想到眼高手低。”郎咸平说，当时想做国内保险市场还没有的保险债券——针对湖北省水旱灾的保险债券。这种保险债券可以有多种选择，出事的时候可以按保险赔付，利息不给了或者利息和本金都不给了，没有出事则是债券，到期还本付息。

    他说，健桥证券很认同，也希望做。但是后来，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才，虽然招了几个名校数学系的人，但不是很满意；二是债券管得很严格，财政部那边可能批不下来。之所以会做这个事情，因为债券可以做技术分析，而且不要用电脑，所以就认为可以做了。“到最后又没做成。这事本来不想讲，没面子，觉得丢脸。实际上做了两三个月就被炒了。他们还是很够意思。”2002年6月份，郎咸平在健桥证券的办公室被撤消掉。

    “我做的这几家公司，你说大鹏跟德隆没有关系吗？现在国债赎回，大鹏也有份，是不是就说大鹏借钱给德隆呢？这后面的事就与我无关了。”谈到业界关于与德隆关系的质疑，郎咸平说，“健桥与德隆有关系吗？健桥在德隆系股票最高价的时候接盘，那就说不清楚了。”“这些事情都不太想讲，因为都不是英雄事迹，很难堪。郎咸平这么聪明做金融又这么出名，怎么都做失败了。”郎仍是笑笑地说。

    披露自己的失败经历，郎咸平不在乎外界会怎样看他？“无所谓，失败就失败了，没办法。所以，现在什么都不敢做，任何一家公司叫我去做都不敢了，只敢去演讲。”郎说，“你问我有没有考虑这些公司与德隆的间接关系，我想我是没有考虑的，包括第一龙浩、大鹏；你说间接关系，这个要求就有点奇怪了。”

    “但是，坦白讲，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因为对我有期望：郎咸平就必须绝对公正，不能有任何的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我只敢去演讲，都收钱。我只讲我的题目，其他和我没关系。现在我很谨慎，再不敢接任何公司的邀请做顾问、独董。因为社会对我有期望。”郎咸平说，2003年以后几十家公司找过他，他都不敢做，一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二是瓜田李下说不清楚。

    一位资深研究人士认为，对郎咸平进行道德评断的意义不大，郎咸平对于资本市场的价值在于他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而声音太少正是这个市场的毛病。“相比国内的一些人，郎咸平干净太多了！”

    炒作和独立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郎咸平，为什么现在站出来批评一些大企业。“因为刚好德隆垮台，回忆起我三年前讲的，哦...真准确，刚好现在研究海尔，刚好碰到一起。”“很长时间，对于社会对我的期许，我不知道。从2003年底2004年开始，社会、舆论对我的期许非常高，对我个人品格的要求很高：你必须完全独立，不然怎么替中小股民说话。”

    “但是，你说哪个公司跟谁有什么间接或者潜在的关系，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了，我赚点小钱，还要考虑那么多？”郎笑称，“不过我现在注意多了，以前不觉得自己需要注意那  么多的地方。但间接的关系有时候是很难知道的，你不是管理层。所以，最好什么都别做。”

    “你认为你完全独立了吗？”记者直问郎咸平。

    “我尽我最大努力独立。能不能完全独立，要你们评断。不过，任何一家公司请我去讲课我都会去的，只要他出得起钱，因为我上有高堂老母，下有妻儿。但我不会做任何公司的独董、首席经济学家、顾问。如果做的话，我首先通知你，你去披露一下。”

    长期以来，市场一直在质疑郎咸平是否在自我炒作。郎咸平第一次讲出了心里话，坦陈自己就是在自我炒作。“很多人讲过这话，我有没有自我炒作的嫌疑呢？肯定是有的，因为做这么多大公司，肯定是关注的焦点。如果我是现实的经济学家，我希望我的言论能产生影响力，所以我必须得炒作，不然谁会注意我的话呢，因此我特意挑大公司来研究。我从不讳言我不想做小公司，一、我想炒作，真的，二、小公司资料不好搜集，大公司资料多报道多，容易做出好案例来。这是不得已的选择。”郎说，炒作是非常重要的，不炒作谁听得到我的声音？“商人需要低调，经济学家就是要高调。我肯定要炒作自己。”

    到处“树敌”，而且都是知名大公司，自称将主要以演讲、讲课创收的郎咸平，不是断了自己一条财路么？郎咸平如何直面他批评过的这些企业？“对这些公司的态度？谁叫我去演讲我都会去的，包括TCL、海尔，到时候收钱就是，但我收钱了不代表我就会讲好话。”

    对于未来的研究，郎咸平说：“我做独立研究，这是在美国养成的习惯。”

    讲话有数据支持

    “你的研究给很多大企业造成冲击、打击，如果有企业要收买你，你会不会被收买？”记者问。“最好的办法是做什么事都摊在阳光下。企业叫我讲课，一律收钱。企业有没有可能出一大笔钱要我帮他说好话？这种事，对我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大家会非常奇怪，为什么说好话？所以我不敢。再说，我个人未来的财富折现到现在也相当多，我觉得划不来，影响太大。”

    郎说，“如果公司是好的，比如招商局、中国远洋等等，我都说好话。没有数据支持，我说不了好话。我的方法论就是讲话有数据支持。其实很多公司还是不错的。如果一个公司敢于、愿意把所有信息都充分披露，这样的公司是值得我尊敬的。德隆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不透明。”从三年前研究德隆系开始，郎咸平一直关注市场热点问题，且每每有惊人之语，他矢志研究资本市场，他希望未来的市场是什么样呢？

    “我真的希望能够寓富于民，真的希望中国证券市场能够发展得很好。”他把寓富于民当成他今生奋斗的目标。“我希望能像美国那样寓富于民，未来的斗争绝对是看国家财力，而不仅仅是军事力量。但是寓富于民不容易。寓富于民的状态可以讲得非常具体的。我认为，这个社会的财富应该托付给真正严格管理的机制。”

    访谈之际，正值他接到格林科尔顾雏军的律师函并在北京召开媒体见面会之时。在采访他的一个多小时里，谈话不时被他两三部手机此起彼伏的铃声打断。记者有意和郎咸平开个玩笑：这次访谈你详细披露进入内地的经历，而且你乐意把这次谈话做成“郎咸平失败记”，这是不是你的又一次炒作计划？

    面对记者突如其来的提问，郎咸平稍稍地低下头，刚刚还是平视放光的两眼陷入思索状，足足有八九秒钟的沉默，记者琢磨着他“深思熟虑”之后会说出心里话，他却猛地抬头笑着反问记者：“你认为呢？”（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