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财经

    大家仍需努力

    年末是回顾全年，静心总结的日子。但对本版来说，却非易事。

    创业板在经历去年秋日几个月的陡然升温，到今年开春反而转入冬眠。整整一年漫长而没有尽头的等待，使一个原本鲜活的新生事物变得了无生趣。

    无论激昂或无奈，总结的事情还是需要做，只是方式可选择。仅由记者闭门造车，写一篇一年的综述，似乎更枯燥，因为从新闻的角度出发，这一年有关创业板原本就无新闻可言。思来想去，最后在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电话聊天中找到了一种形式：对话。

    两位专家都是大忙人，要把他们在同一时间“拘”到同一地点，很是费了一番功夫。经过对约定时间数次的改动，终于在发稿前一天晚上的九点钟，记者才与两位业内的专家坐在了圆桌旁。

    没想到的是，创业板这个“虚无”的话题，经过两位专家的“阐释”与“演绎”，却生生出了“彩”，以至于原本计划的两小时采访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要不是考虑到已是深夜十二点，还不会散去，整理出来的文字近三万字。由于版面有限，这里只能刊出一部分。

    创业板何时推出我们无法预料，但我们希望，明年大家对创业板的讨论与辩论不能停止，而且随着创业板推出的临近应该更多、更深入，因为专家说：探讨也是一种积极的等待。

    刘纪鹏

    首都经贸大学公司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98年7月香港证监会和联交所委托其任职的北京标准咨询公司在北京召开首次“大陆企业赴港二板市场融资上市询证会”，国内开始接触创业板。

    所著《二板市场呼之欲出》一文是最早全面论述二板市场的文章之一，文中提出应将美国纳斯达克的“独立模式”作为我国的重点选择；去年10月在《对创业板规则的修改建议》中建议创业板上市审核宜贯彻“从紧到松、逐步降低”的原则，适当提高门槛，实行做市商制度，强化上市公司摘牌机制。今年6月8日在本版刊登的《开设创业板现在时机合适吗》一文，曾引起业内人士争论。

    王国刚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执笔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创业投资”

    课题组课题《设立创业板应注意公司上市可能遇到的几个政策性问题》，发表《创业板市场前景探析》、《关注创业板建设的五大问题》、《创业板积极面对“一股独大”》等数篇关于创业板的文章，尤其是对创业板风险问题有独到见解，提出中国创业板市场的风险在近期会比主板市场还要小，主板市场比创业板市场风险更大，推迟设立创业板将产生更大风险；并认为，纳斯达克股指暴跌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宜设立创业板，股市的成功与否，应以其功能发挥的状态为评价标准，不应简单以股指走势高低为评价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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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多来，创业板从“进入倒计时”，到现在默默无语，经历了一个从狂热、躁动到等待、无奈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个过程？如果真的是一年前创业板就出台，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王国刚：去年在2001年9月份以后有人就提出创业板进入倒计时，实际上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在那个条件下创业板不可能进入倒计时。因为去年9月底深交所公布了九项文件向社会征求意见，这意味着这些文件需要修改，而这些文件从征求意见到修改本身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九项文件不是创业板的第一层次文件，因为创业板的第一层次文件是有国务院出而不是深交所，还有一系列文件是证监会出的，第三层次才是由深交所出。所以第三层次拿出文件，上面两个层次都还没出来，怎么能进入倒计时？

    即使在所有文件都出来以后，从发行股票到上市这个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来看，大概需要八个月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进入倒计时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时说进入倒计时本身就是错的，或者说是对创业板缺乏认识的心理比较急切的话。

    刘纪鹏：从去年大家对创业板的讨论进入高潮，但是严格来说，中国创业板的讨论是从98年开始的。首先是香港的联交所要到大陆来争取民营中小科技企业去香港上市，其次国家科委也组织了专门的班子研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扶持，要新建创业板块或者市场。从当时的背景来看，都是非常支持中国建这样一个市场。因为中国太缺资本市场了，尤其是中国的中小科技民营企业太需要这个市场了，这是我们的真实感情。

    但是从99年开始随着外有香港市场对中国企业的诱惑，内有我们科技部从扶持高科技的角度要求资本市场与科技结合给予支持，中国证监会在这种背景下也提出建这样一个科技板块。但是，严格来说，对二板市场是什么，这样的概念并没有在充分的政策和理论准备条件下。到了2000年5月份新的证监会班子提出了“沪一深二”模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们对于在深圳搞一个新的创业板开始产生分歧，而深圳市又一直力图在新的市场开拓方面能够在发展中居于有利的位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去年9月份以后开始提出倒计时，或者说进入比较狂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去年我也到高交会讲课，我感觉整个高交会谈的主题都是谈论创业板，甚至感觉到了躁动，好象二板市场马上要开通。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要发展这样一个市场的发展方向是没有错的，而且中国的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十年的发展之后必须要进入一个结构调整时期，这个结构调整时期不仅包括股本和股种的结构调整，而且包括股市结构的调整，这就要建立一个多元化或者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在这里要强调一点，我跟王教授在这十年当中对于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无论是北京还是在以后由上海产权中心为代表的柜台交易系统，大家的观点一直都是非常明确的。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确实感觉到创业板市场没有开通并经过这一年给我们带来的确实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因为在当时的情绪下，特别是深交所颁布了一个关于创业板规则的条例，从那个条例看基本上是模仿发达国家甚至是香港和美国创业板市场的门槛的条件，在很多方面，这种低门槛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形成历史只有十年是不太符合的。我们要发展资本市场必须考虑到中国国情，我们很难跟发展了一百五十多年的纳斯达克相比，和美国人的成熟度相比，我们也无法跟香港有九十年资本市场发展历史的这样的成熟资本市场，无论是在监管制度还是在投资人的理性选择上。中国长期以来，由于资本市场或者证券业的高度垄断，用计划的手段配置资源，以至于发生不仅在上市公司上是计划手段是垄断制，证券公司的发展上也是垄断制，而且在资本市场上也缺乏这样的竞争，所以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要打开这个瓶颈确实要发生资本市场。但是中国的国情决定，如果门槛定的非常低，确实会使得我们对二板市场后来的发展非常担心。比如说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深圳市的政策无论是在资产比例上还是盈利要求上，以及最诱惑人的是发起人的股份上市以后或者是一年以后就可以全流通，这都使得人们在这种燥热或者兴奋的判断上出现了很多不好的心态，这种不好的心态确实使这些倡导二板市场的学者或者使我们产生了很多忧虑，非常担心播下的是一个龙种，收获的是一个跳蚤。一开始纷纷成立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里面利用这种重整，保荐或者是承销上市的公司先利用这个条件，基本上就是利用全流通的过程，当时深圳市高层领导提的一个口号———二次发财的机会来了，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的。

    在这样的规则下，事实上深圳市政府还有一点，我们会过来反思必须要提出的，就是门槛定的过低，其中有利于在行政配置资源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垄断。门槛越低越能把全国上市的资源集中到这里来，然后再在这里占据主动的条件下择优。好比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我不在600在300，这样我就有一个广泛的选择，最终我可能还是选择600的，但是个别300、400的可能也能进来。所以这样也让人担心，如果出于这样一种心态，从监管部门考虑就会复制一些A股的错误，也就是腐败和低效会在创业板发生，而我们的投资人又没有一个理

    性的判断，因此风险确实是很大的。

    王国刚：现在反过来看，如果说当时创业板就出来的话，我估计大致上是这么两种情形：第一，这种创业板会走的比较累。虽然当时

    人们在讨论过程中也觉得相对成熟，但是那时对于美国纳斯达克股指下落的很多教训没有给予足够的总结，所以当时讨论的一些规则实际上可以说是比较多的吸取了纳斯达克股指下落之前的一种场外交易系统的内在经验规则。比如说，当时比较重视概念而比较忽视业绩，纳斯达克指数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业绩比概念更重要。

    在当时那个环境里，可以讲凡是卷入创业板市场的方方面面都带着极强的主板思想在做创业板。比如说，认为创业板是未来多少年内最后一次大发财的机会，无论是机构还是个人还是政府部门都把它当做最后一次大发财的或者寻求暴利的机会，很多主板早先行为在这里都开始有所表露。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创业板当时推出来的话恐怕走下来是很累的东西，所谓很累就是要对这些行为进行规范，我们又要走一个规范的路，这个规范的过程是比较累的过程。

    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创业板开了以后可能爆炒一轮，然后逐渐走低。所以，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果真在一年前推出创业板的话，可能情形不容乐观。当然，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果真在一年前推出创业板市场，可能会在市场之外产生一些积极效应，比如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促进创业投资，在这些方面还会起到积极的效应。

    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年下来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很重要的反思过程，怎么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创业板的积极功能，并且能够最有效地抑制甚至消除创业板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环境下诞生之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这么说，我们积极主张创业板设立，这绝对不意味着创业板设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或者说只有正面功能没有负面效应，因此，怎么解决负面效应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给予认真重视的。一些人提出创业板现在不能设，应该讲这些人的出发点也不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因为他们的想法是别去设一个不好的市场。

    刘纪鹏：二板市场一旦开通之后，在当时的情况下，它的市场情况即使没有国际的高科技新经济的演变，就我们自身的规律来看，在当时的条件下，去年本身说创业板进入倒计时就是这种不成熟的提法，事实上它离倒计时会非常远。因为这样的一个市场不可能就由当时的几条规则就把创业板推出来，我们是不相信的。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深交所制定的这个规则，如此低门槛的规则已经与99年末公司法修改所增加的229条中对高科技企业上市的规定，如它的无形资产的比例、商标技术专利等方面可以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这一条已经发生偏差。因为它从盈利的标准到流通的时间，低门槛的规则已经远远跳出了就高科技企业板块无形资产的问题所进行的豁免，和公司法冲突以后所给予的豁免。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深交所当时出台的那个规则本身就是非常不成熟的，我们的二板市场如果建立在那样一个规则上，确实今天会出现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局面。

    我们感觉创业板的动意是好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由于涉及到不同方面，包括创业者、包括券商、包括高科技上市公司都有通过资本市场圈钱的念头。同时，由于门槛过低，我们对高科技没有盈利要求，风险判断不易把握。美国的创业板可能推上十个企业垮掉十个企业，但是中国的资本市场，从监管手续、制度等等不完善的条件来看，承受力还比较差。所以在二板市场上大家观点一致的条件下，对于怎么做事实上还有很多路径，我们只是说当时在深圳市交易所推出的规则的条件下，如果真的是一年出台我认为会发生很多问题，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风险会很大。国刚说可能会很累，我说非常令人担忧。非常可能我们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王国刚：实际上纪鹏重要的是在后面这句话，因为后面这句话把公司法里所有的观点都提出来了。创业板何时推出，决策权当然在国家，但我们是否能够揣测一下决策层的顾虑，换句话说，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创业板的推出？其焦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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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纪鹏：从作为一个学者揣测的角度看，我想可能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外部环境不具备，恰恰在去年四季度之后，整个国际新经济热潮刚刚开始趋冷，从今年初以来，事实上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特别是在资本市场的表现开始逐步走跌，而这种走跌从今年的迹象也可以看出来。

    其次，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建设上，对于资本市场的主体格局也有他们的初步考虑，或者说没有把握好。在深圳和上海两个交易所的总体发展战略当中，我认为也是存在自下而上的一种表达声音的，就是说中国要不要培养一个名列前茅的具有世界性排名层次的资本市场，而二板市场究竟放在哪儿，对这个格局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这仅仅是我的一种揣测，就我个人的观点来说，我希望领导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也看到了中国要拷贝一个像香港和美国一样的二板市场，有相当部分需要补充条件，否则是不成熟的。比如说低门槛事实上是违背了很多学者倡议中国发展这样的市场和中国应该发展一个中小资本市场的出路。目前的焦点是我们对创业板从理论到实践的一种共识。

    王国刚：关于中国必须推出创业板这一点上，决策层应该讲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至于决策层现在到底在考虑什么，我们可能讲不清楚，但有一点可能是清楚的，就是从这一年多来人们对创业板问题的讨论所发表的各种意见上，周小川主席前不久在深圳讲的一句话“取决于社会各界的共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社会各界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共识，可以说要推出来恐怕还需要时间。这个共识不是说该设立不该设立，而是说设立创业板条件是否成熟具备，创业板何时推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听到有人说中国永远不该设立创业板的说法。

    这些共识从我们的研究角度来讲，大致上感觉是六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板市场上计划经

    济色彩极为浓厚，我们用了一套计划经济的机制在运作着A股市场。第二，主板的监管体系受到了方方面面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在主板方面实际上屡屡碰到的情况是有法难依、执法难严。在这样一种体系下，在这样一种方方面面行政关系的制约之下，如果创业板设立了，后面果真有问题需要加强监管，监管部门怎么监管？第三，对于中介机构的担心。第四，信息披露。公开披露信息是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但是如果说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假的，你说披露它好还是不披露它好。可是我们现在在关于公开披露信息是假的这一点上，我们的有关法律，包括民法、刑法都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保证这些公开披露的信息是真的。第五，上市公司本身为什么要发行股票，为什么要募集这笔资金，一次性募集资金多大？怎么募集资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给予一个严格的界定。上市公司讲明白到底是为了股东权益还是为了圈一笔钱，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制度上也没有解决。如果这种问题不解决当然人家还会提出问题，所以人家提出问题你也需要给予回答。第六，各级地方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在这方面的行为究竟是在做什么？基本上停留在主板范畴，比如地方政府积极地为拟上创业板公司搞排名，有的企业甚至花了上百万的资金用于公关，为了把排名的名词排上去。

    这六个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克服和考虑的话，可以这么说，社会共识很难达成，因此在考虑问题时必须把人们所提出的各方面问题考虑在内，然后看制度建设、规则制定怎么做这些事。刘纪鹏：新的一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在这个年份里面可能会把稳定看的更重要。对于决策层来说，在这一点上处在这样一个时间里，我想可能会暂时把创业板停下来，让大家充分酝酿和讨论。当然这种停应该是更巧妙的停，比如说我们提出几个问题给大家讨论，不能给大家的感觉是大起大浮。深圳市政府是政府，国务院也是政府，证监会也是，如果大家今天讨论的很热，如果明天不交待就停下来，我想应该让大家讨论，在讨论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会逐步统一思想。同样也能达到延缓的目的，但是这种延缓是统一思想的过程，是大家觉得政策有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在这一点上我期待着一个政策的连续性是非常重要的。对上述问题，是继续等待下去，等到它们能够消除的那一天，还是有解决的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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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刚：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从观念上来讲，我觉得方方面面的政府部门人员、监管部门人员必须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架和原来主板的框架来制定创业板的规则，这一点是首当其冲的，第二，这套规则不能关在门里头。可以讲，

    现在关于创业板的规则除了深交所的第三层次的规则提出，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则并没有进行公开的讨论。所以说一定要推出这个，第一、第二层次的规则应该拿出来讨论，而且规则里面有些重要的思考、重要认识甚至可以公开辩论。讨论会发生一个问题，讨论里可以提一万条意见，但是最后采纳哪一条那是我的事。而公开辩论就会把某一个问题辩论清楚了再做，这就不是取决于遴选，而是取决于辩论的结果是什么。所以一些关键问题是不是可以公开辩论。然后在这样一种规则中，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我们过去常常做的事是征求所谓业内人，而征求各方面专家是很不够的。所以业内人员就是找一批证券公司的来讨论，这里面讲白了就是监管和被监管者在这里讨论事，然后在此之外的不参与，或者参与的非常有限，这种情况是很难的。因此，规则要采取比较透明，比较公开的。

    第三，对中介机构做这方面业务要采取淘汰型机制，绝对不是简单的处罚等等所能解决的。对中介机构要不要进行淘汰，这是必须考虑，必须明确的，不能再像主板那样再多也只是停止，但是公司永远存在。

    第四，一系列的民事赔款赔偿等问题必须列到议事日程中。关于民事赔偿问题有一点必须特别讲清楚，尽管证券公司中确实有着相当多的国有资产，但是在关于民事赔偿的问题上不能因为把国有资产拿来赔了一些投资者就认为是国有资产流失了，所以认为不能赔，这一点应该特别明确。与此相对应的，会计事务所既然已经改成合伙制了，为什么里面的财务制度或者是法律制度是按有限责任公司执行的，这是没道理的事。

    刘纪鹏：对于创业板的问题，我认为不存在简单消极等待的问题，我是不太赞成的。既然我们对于中国建这样一个为中小高科技或者成长型企业服务的市场方向非常坚定，那么我们就应该对他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特别是我们确实存在着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就需要这样的时间来研究，不是把这个市场完全凭我们的政府或者领导人的意愿说停就完全停下来，开就立刻开通。

    事实上这里面在目前的争论条件下，即使开通也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而我们恰恰可以利用这样的时间来解决创业板市场从准备设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争论性的问题。所以我非常赞同周小川主席在最近关于国有股减持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中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要广泛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自下而上的来讨论这些事关中国资本市场的大问题，因此首先要调整的是一个关于创业板市场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我们要推出一个什么样的创业板市场。这里面当然要涉及到它的规则、它的背景，以及涉及到有关各个方面，和高科技的关系，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大发展的关系，以及和监管部门、地方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的各种关系。在这样一个决策机制的调整当中，确实要按周小川主席说的，创业板最终的开通取决于社会各界的共识。

    从我们要吸取的教训来看，二板市场之所以经历了这样一个所谓的狂热、躁动到等待、无奈的过程，就在于我们从一开始对办这个市场的政府定位就出现了偏差。如果我们总是把开通这个资本市场当成一个政府领导人的政绩来办，如果我们总是认为是一种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仍然是采用各种计划的手段去争夺我国资本市场当中的最有限的资源，那就确实会发生偏差。政府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创办一个市场和地方的利益关系很大，但是应该尽量退居到裁判员的位置，不要直接的对这个市场过于用主观的愿望去包办一切，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创业板这个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或者是中国下一步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要想取得各方的共识也决定了不要回避矛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创业板市场经历了从科技板块到二板市场，现在又有人提出是不是还要回到科技板块的过程，这里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从立法的角度考虑的。当然，就从立法角度考虑来说，如何做到能和现有的法规协调，其中门槛的提高或者在门槛问题上，上市企业选拔的标准上，适当的各方做一定的妥协是必要的。

    在这里我也想提到对于门槛的不同理解，我之所以坚持要抬到较高的门槛，尽管中国目前提高门槛也可以作假，但是概念毕竟不一样。你作假的风险和成本事实上也约束着对作假本身的惩罚，或者说决定着对作假本身的惩罚。关键是现在我们考虑的是很多在西方条件下应用很成功的二板市场经历在中国市场下不一定能走好，甚至人们的公关能力等等种种在现实当中的这种令人们非常担心的、不可思议的行为，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门槛，门槛过低就会导致腐败和低效率的发生，竞争性是可以选择到最优秀的企业，但是恰恰到那会儿，由于产权制度，投资人的理念不成熟，经验不丰富，导致它照样去把这些不够格的企业推向前台，恰恰达不到我们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的目的。而由于中国股票市场和上市公司资源的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投资人的判

    断能力又差，恰恰这样的股票可能还是炒的最火，最终导致风险人投资最大的。

    从上述这些条件来看，我个人认为，创业板的问题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恰恰不应该让他过于沉寂无奈，我们在获得共识的同时，应该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机推出。我认为在明年四季度前后能不能把这个市场启动起来是应该考虑的，也应该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的外部环境条件，随着中国加入WTO，不应该再继续成为我们长期搁置创业板的一个礁石，还是应该用积极的办法，积极推进他，积极推进的过程不一定是排斥，但是应该促进开放。

    王国刚：等待不一定是消极的等待。等待可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消极等待，一种是积极等待。如果是消极地等待，那么现在根本不会去讨论创业板的问题，也不会讨论创业板怎么开，等到哪一天条件都成熟了创业板再开，那是五年八年以后的事。

    如果是积极等待我认为三件事必须做：第一，必须把创业板调整的规则公开拿出去进行全社会的讨论，应该讲它并不是一种浪费时间的过程，而是认识深化的过程。第二，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把有关创业板方面的监管体系给逐步建立起来。第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提出一些具有导向性的意见，以供大家在讨论中明确，然后给这些创业板的企业一个导向。这样就容易让大家感到并不是所有人都停下来在等待，而是大家各方面都在积极的做准备，而准备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所以是积极等待。

    刘纪鹏：明确建议中国证监会对于二板市场的问题就像讨论国有股减持一样积极的等待过程，让大家讨论，公开征集，包括划定几个命题，比如说你对二板市场规则哪一条有什么意见，不要仅仅是几个专家。

    不能消极等待，要像这次证监会讨论国有股减持政策当遇到难点时改变决策的程序，根据资本市场的特点回避政府部门闭门造车，而是广泛征集、了解民情、统一思想，最后择优。这样一个程序的过程，实际上它的特点是，这个民主决策过程的高度透明就给我们的市场以信心，因为它标志着我们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始终是明确的。对创业板的参与主体———拟上市公司、风险投资公司、保荐人，甚至包括与之有关的产权市场，目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褒贬不一，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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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刚：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当今情况下是不习惯的。这些褒贬，一方面是由主板市场过来的，另一方面是风险投资的特色，比如说风险问题，再比如关于创业投资前面就有人讲是创业投机，这确确实实有这种倾向，在2000年以后反映的相当强烈。我觉得规范或者调整这些行为主体的关键可以讲是四个方面八个字。

    第一，导向。给这些主体以一个市场化的导向，别给这些主体以一个行政机制或者计划机制的导向。因为事实上现在在这些主体方面可以说去找政府“公官”，此类现象依然在继续发生，包括一些地方的创业投资要把它的股份投到上市公司当中去，都运用的是行政手段，包括各个地方某家创业投资公司甚至垄断或者基本垄断了创业投资业。

    第二，制度。现在实际上可以这么说，由于我们制度中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确切或者不协调的地方，使得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风险投资公司还是其他中介机构，在这里都觉得这个方向朝哪走不是特别明白。比如一会儿说有两千多家的企业已经准备在创业板上，一会儿又说有两三百家已经排队了，然后又说有多少家已经经过证券公司辅导了，可事实上是什么呢。创业板的规则没出来辅导凭什么去辅导，那不就是主板规则辅导吗？

    第三，监管。创业板的投资公司从他一开始准备申请发行股票，整套程序必须跟当地的政府机构全部脱钩，必须完全按照市场范畴运作。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明确一条，当地政府部门不是运动员也不是教练员更不是裁判员，如果说当地政府在这里有一件事可以做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培育企业的主体，也就是说我这个地方如果希望有更多的企业升入创业板，那么就想办法把这批企业的素质培养好，达到竞争遴选的要求。

    第四，惩处。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机构，要公平的惩处，这很重要，没有这套东西可以讲这些公司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风险投资公司还是证券机构行为很难端正。

    要在这四个环节中把握好，我觉得现在大家不同的看法会逐渐的达到共识。

    刘纪鹏：我觉得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目前对创业板的有关各方参与主体首先要对创业板有一个最正确的认识。这里我还是想提到，创业板的成功与否，其中很重要的一块是要我们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和市场化的规则来正确地协调各方面的分歧。其中特别要提出的就是要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这个问题是中国创业板能否成功的一个问题的实质。

    创业板市场如果跟地方政府利益等各方面贴得太近，就会成为在一种过渡时期一种政府的手段。大家都知道创业板市场首先为创业投资开辟了通道，刚才国刚也提到了，要防止某些地方的创业投资垄断整个创业行业的倾向。谁都知道，这种创业投资如果跟上市公司很贴近的话，这种原始股的威力以及在创业板资格的审查上，处处都会发生一些由于体制上带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政府审批着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又都需要搞私募，低门槛又套现，事实上这种观点都是要避免的，因此关于创业板市场的探讨我们必须要跟旧体制划清界线。

    虽然我们具体的某一个市场肯定要在某一个地区里，但是这个市场应该作为全国各方主体服务的市场来办。

    王国刚：这个市场是全国的市场，不是某个地方政府的市场。

    刘纪鹏：这点要明确，因此跟二板市场息息相关的创业投资的规定我们也应该有配套的政策加以引导和完善，而不是在现在的背景下，都是由跟这个市场相配套的创业投资自己搞一个组织来完善它的内部规则，我想在这一点上，虽然鼓励这样的探讨，但是应该引起我们有关像科学技术部和证券监管部门在探讨高科技跟资本市场结合当中应该作为开通前提条件的规则准备来完成。

    作为现在各地办的产权市场，我认为它只是作为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需要配套建立的一个内容，它和二板市场是互补的关系，是可以同时共存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

    王国刚：它是和主板市场、二板市场互补的。

    刘纪鹏：我们今天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二板走不通立刻再开个三板，还要达到所谓的同样目的。就是应该在探讨产权中心作为三板市场这样一个渠道的合理性给予肯定的同时，回过头来我们也要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二板市场的推出可以被产权交易中心取代。采访全文见WWW.C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