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天财经

香港大公报

    问：银行业如何改革？

    厉以宁：目前中国银行主要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太高，大约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二是农村金融系统不健康，许多的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问题严重。

    第一个问题如果出现在西方，那麽肯定会出问题。因为西方银行主要是私人银行，如果储户对於银行的不良资产有担忧，可能就会出现挤提情况，而在中国，国有银行的信用仍然非常高，老百姓对国有银行有足够的信任，因此短时间内不会出现类似西方的情况。

    对於第二个问题农村信用社问题不会主宰中国的金融，如果这个问题发生在城市信用社的身上，那倒还值得注意。

    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加入ＷＴＯ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外资银行两年之内就可以放款，五年之内就可以吸收存款。现在老百姓没有其它更好的投资渠道，把钱存入银行仍然是最好的选择，外资银行服务优秀，特别是保密制度要优於中资银行，因此有可能出现存款的大转移现象，一旦这种情况出现，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会出问题。

    问：国有银行怎麽改革呢？能不能参照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式，即目前流行的「挑选一个好儿子上市；弟弟兼并哥哥，把哥哥当儿子；通过合理配股，儿子逐渐消化老子」的方式进行呢？

    厉以宁：银行不能参照这个方式进行改革，原因是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是统一计算的，挑选一个好儿子上市会打乱这种计算方法；同时按照国际银行业的运作经验，越大的银行竞争能力越强，因此靠一个「好儿子」容易形成银行规模过小，竞争能力不足的局面；再加上银行业的主副业不容易区分，因此银行改革不能照搬国企改革的经验。

    目前国有银行改革主要有三种方案可供考虑：第一是总体改制，三步到位。第一步，把国有银行转变为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第二步，改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步，银行上市。第二种方案是把银行切块上市，把银行分为几块，选择条件最好的上市。第三种方案是学习日本，四大国有银行互相交换股份，使它们成为多元主体。

    第三种方案是最不可取的，因为日本银行是私人银行，而中国的则是国有银行，交换股份没有实际意义，只能引发矛盾；第二种方案还会造成银行规模过小的结果，难以抵抗金融风险；只有第一种方案才是目前的正确选择。

    除此之外，还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在国有银行改制中为它们提供很好的合作夥伴。

    农村信用社则要学习城市信用社，改成以县为单位的农业合作银行，当然这种方法目前还有不同意见。

    问：目前中国农民的收入太少，加入ＷＴＯ以后，外国的优质农产品会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中国农民还有出路吗？出路在哪里？

    厉以宁：农业要应对挑战，只能走农业产业化的路子。中国经过小范围的实践，已经总结出了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发展「订单农业」。农民不了解市场情况，因此要由一些农业产业公司来下订单来指导农民的经营，收获后按合同收购。农业公司可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反季节」，但是农民个体就很难做到。

    第二步是租地经营。由公司租用农民的土地，雇用农民作为工人，进行规模种植，然后由公司规模加工出售。这种方法可以发挥规模效益。

    第三步是所谓「股田制」。农民用土地入股，公司来经营，股份增值后进行分红。

    需要说明的是，这三种方式都是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基础上进行的，所做的入股、出租只是土地使用权的入股、出租。这表明，中国完全可以在现有的土地制度基础上完成对农业的产业改造，中国有能力解决农业问题。

    问：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资本市场将怎样面对挑战？

    厉以宁：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资本市场会开放，但是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有几个问题非常严重，不利於参与国际竞争：首先是上市公司的质量太低；其次是券商规模太小，经不起竞争；最后是目前情况下，Ａ股和Ｂ股价格分离迟早要出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产业的升级。发展高科技产业固然是好的，但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足够的条件来发展高科技产业。所以问题的关键就集中於改造传统产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厉教授说，每行每业都有高科技，「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要产业升级，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在这个环节中，厉教授谈到了要重视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但是他也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族式经营问题严重。家族式经营存在家长个人决策问题、接班人问题、用人唯亲问题以及产权封闭问题的阻碍，难以发展壮大。「家族式经营的民营企业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刚好是中国企业经营的两个极端」，因此一定要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道路，刻不容缓。

    问：怎麽留住人才？

    厉以宁：过去都出国，现在不用出国，只要到外国的大公司工作就可以了。因此，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人才的流失将比过去更加严重，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当然要大力发展教育，多培养高级人才，但是这个方法太慢。

    要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在奖励制度上做文章，「十五」计划中提到的科技人员年薪制、为科技人员配发股份期权试点就是这种方法的实践。但是这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形成一个很大的转变，在看这个问题时，要看谁是最大的受益者，采用年薪制及配发个人股权之后，个人的收益是提高了，但最大的受益者是国家。

    厉教授给大家讲了两个孔子学生的故事：

    鲁国国君说，凡是发现有鲁国人在别国沦为奴隶的，鲁国公民可以花钱赎回，回到鲁国后可以到政府报销所花的费用。孔子的一个学生在外国发现了一个鲁国人在当奴隶，因此把他赎了回来，回国后还没去政府报销，因此赢得了鲁国人的称赞。可是孔子却教训他说，你这样一做，别人就不好意思去政府报销赎奴隶的费用了，在赎与不赎的问题上就会犹豫，很多在外沦为奴隶的鲁国人也就因此不能回国，国家大好的政策就会被你败坏。

    第二个故事是说孔子的一个学生在河边散步时，刚巧发现有人落水，落水者的亲人说，谁能救落水者就奖励他一头牛，孔子的学生跳进水中把这个人救了上来，并高高兴兴地领走了牛。别人都骂他贪财，可是孔子却表扬了他，说你为大家做了一个榜样，今后再有人遇到险情，大家都会奋不顾身，整个国家就会有许多人因此而得救。由此看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该拿的要拿」。